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
中國人常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面對變化，我們是善于應變的。
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們雖已擺脫了“窮”的境遇。但是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改革，就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
這些問題就在我們身邊：人工智能技術發展了，是否會跟人“搶”工作；新能源汽車行業發展了，又產生了國際貿易摩擦問題；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就業要求會不會有變化？
這些問題是隨著發展產生的，也需要在發展的過程中解決，它們都跟改革息息相關。和之前不同的是，這些問題的牽涉面越來越復雜，我們該如何思考？又該怎樣求變？
鑒往知來，過去十多年來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72場會議，會給我們啟迪。
為什么要“變”？
回答這個問題，先要想清楚，到底是為什么而“變”。
7月15日，二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場大會，將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
回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歷程，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這三大攻堅戰，就是發現問題、主動求變的例證。
習近平總書記是如何發現問題的？
以母親河長江為例。
2016年1月5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在重慶召開。
長江經濟帶覆蓋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慶、四川、云南、貴州11省市。彼時，長江經濟帶的人口和經濟總量均超過全國的40%。
會前，其中幾個省份都提出了要新建一批基礎設施的計劃，以此來提升自己在長江經濟帶的重要性。
當時，“建設”是關于長江經濟帶的關鍵詞。事實上，在不少人理解中，開一場關于“發展”的座談會，正是長江進一步大開發的信號。
誰承想，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開門見山：
他在會上強調，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要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
很明顯，對于很多人來說，長江搞大開發不算問題，甚至是好事，但對于習近平總書記來說，搞大開發是有很大問題的。
習近平總書記，是怎么看待這一問題的呢？他考慮這一問題的出發點，是“人”。
長江搞大開發會對生態環境產生影響，如果長江被污染了，把沿江的所有人都搬走不現實，他們根本沒有辦法在環境避險上有所作為。
換句話說，即便長江開發有再多好處，但從絕大多數人的角度去思考，就會發現，再搞大開發是有問題的。
也就是說，之所以要從大開發變成大保護，為的是民族永續發展和絕大多數人的利益。
脫貧攻堅，同樣也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了扶貧，習近平總書記50多次調研扶貧工作，走遍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
2012年12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去了河北阜平。看了鄉親們的生活，他“心情沉重”。
來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十八洞村考察時，首次提出了“精準扶貧”。
在實踐中，“精準”談何容易？
著名學者鄭永年就曾提過，“精準扶貧”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其中，最大的挑戰莫過于信息問題——鑒定貧困本身就有主觀性，扶貧又是自上而下，如果沒有全面、客觀的數據，那就做不到“精準”。
為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300多萬名縣級以上單位派出的干部走進農村。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說：
這300多萬人撒下去，就像一顆顆種子，催生了中國農村翻天覆地的變化。
現如今，有不少人都在用鏡頭記錄著農村生活，無論是無人機種植，還是一排排的新房……種種景象，已經完全變得和記憶中的不一樣。
△江西省大余縣蘭溪村前后對比
從長江到藍天，從扶貧到振興，過去10多年間，改變就發生在我們身邊。
而這些改變的出發點，都是絕大多數人的利益。
我們常說“窮則思變”，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后面還有一句話“富則思遠”。
方向感，很重要。
在對深改會的新聞稿進行全量分析后，譚主注意到一個在黨的二十屆中央深改會期間比十八屆中央深改會、十九屆中央深改會期間提及次數變多的動詞——轉型。
轉型，怎么轉，往哪兒轉？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論斷。根據這一論斷，經濟增長不再以單純追求速度快為目標。
是要10%的粗放式增長，還是要數字降下來、但質量變高的發展？這個問題，并不好回答。
在翻閱當年的報道時，譚主就看到了這樣一個細節：
某重要省份經濟部門的負責人在匯報經濟情況時提到，我上任前，工業經濟一直增長；我一上任，工業增加值就下滑，壓力好大啊！
這樣的壓力，從上到下都有——長時間以來，大家早就形成了只以經濟增速的高低作為判斷國家經濟運行好壞標準的認知。
要扭轉這樣的觀念談何容易？
在正確的發展方向和一段時間的輿論壓力之間，改革該如何抉擇？
高質量發展，成為中國轉變的方向。
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是綠色。而在中國的改革中，綠色不只是保護環境。
深改會的新聞稿中，伴隨“綠色轉型”出現的，還有一連串“轉型”——全面轉型、協同轉型、創新轉型、安全轉型；同時還涉及了支撐綠色轉型的“消費轉型”，以及財稅、金融、投資、價格政策和相關市場化機制等政策體系的健全。
也就是說，中國在考慮綠色時，一并考慮了這么多問題。
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董煜告訴譚主，綠色轉型的一個關鍵，是平衡經濟發展和綠色低碳的成本。
誰能解決這個問題，誰就能在綠色轉型上先行一步。而在這個問題上，也能看出中國的方向感。
就拿歐洲來說，歐洲國家是最早提出綠色轉型的一批國家。董煜表示，歐洲是選擇在制定目標后，按照這個目標對產業進行引領。這樣的做法，并沒有真正與產業鏈相結合，市場積極性不夠。
中國的方式，是選擇全鏈條設計，首先提出整體方案，然后從各環節做系統性規劃，再逐步落實。
而創新，為轉型提供動力。一個細節足以說明問題：
沿著長江干流，自上而下排列了6座大型水電站。在這個清潔能源走廊里，一滴水，能發六次電。
這背后，涉及發電機組的新材料、新工藝的運用，涉及工業互聯網的智能調度，涉及船閘工控系統的升級改造，當然，也涉及長江流域的生態保護。
也就是說，中國的綠色轉型，除了看得見的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還將伴隨著中國整個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快速生長。
在中國，綠色化就是智能化。這就是創新帶來的改變。
堅持創新，中國一以貫之——事實上，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新常態”講話中，也給出了應對“新常態”的解法：
創新這條路并不好走，但在這之前，我們已經明確了轉型的方向，這條路也就成了必由之路。
路雖遠，行則將至。這種進程感，也體現在深改會的新聞稿中——譚主從中發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勢：
單次深改會提及改革領域的條目在逐漸減少，相應地，對每個領域具體闡述的字數在增加。
例如，十九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提及的改革條目有17個，每個方向平均用了134個字來闡述；而二十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提及的改革條目只有3個，但每個方向闡述達到了199個字。
字數越多，意味著問題越復雜。
而每個方向上多出來的這六七十個字，集中在了“關鍵時期”“歷史性”“自立自強”等字眼。這些字背后傳遞的，是中國解決問題的決心。
問題再難，我們都會解決。
中國在變，世界也在變。世界在變得更糟糕——2008年金融危機后，“逆全球化”思潮興起，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
如何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求變的中國如何和世界打交道？
對于這個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深改會上，給出了自己的判斷：
以開放，促改革。
過去10多年間，體現中國開放成果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正在重塑中國不同區域的格局。
此前，中國對外開放，由特區到東部沿海，再由東部沿海到中部、西部。但現在，中國的各個地方，都可以成為開放的高地。
就拿最西部的省份——新疆來說。
去年，新疆成立了自由貿易試驗區。在自貿試驗區正式掛牌后不久，新疆自貿試驗區喀什片區的籌備工作專班就前往上海自貿試驗區進行考察。
在這次考察中，新疆重點學習了如何對接國際經貿規則。
要知道，由于地理環境和發展條件，這原本是屬于上海等地方才能考慮的問題。
而隨著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通過中歐班列的串聯，新疆向西連接亞歐大陸，向東連接國內的西南、西北等地，已經成為新的交通樞紐、開放高地。
全國一盤棋，東部的上海和西部的新疆，都在推進開放。這樣的開放進程，也進一步促進改革。
一個細節，就能體現出這種改革的氛圍：
深改會的新聞稿中，“試點”一詞在逐步減少，與此對應的“推廣”，出現的頻次在增加。
就拿自貿試驗區來說，目前，我國22個自貿試驗區已實施了3500多項制度創新。其中，實現在國家層面推廣的自貿試驗區制度創新成果有349項。
和之前先由東部沿海“試點”再逐步推廣到全國不同，現在，各省都在發起，都是“試點”。
這就是開放對改革的作用。
而這樣的中國，對于世界而言，又意味著什么？
回望10多年前，當中國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數百項改革措施時，部分國家抱著懷疑的態度。
畢竟，沒有哪個國家和政黨能在短時間內推動如此大范圍、大規模、大力度的改革。
習近平總書記在國外接受采訪時坦言：
但中國，就是在全球的目光中，不斷推進著改革。
更為重要的是，這樣一個開放的中國，正在依托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世界提供著更多改變的可能性。
十多年來，我國已與多個國家建成了六條經濟走廊，其中包括：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中巴和孟中印緬六大國際經濟合作走廊。
因為這些通道，一些國家，從“陸鎖國”變成了“陸聯國”。
這樣的改變，也給了廣大發展中國家走自己的路，實現現代化的信心。
習近平總書記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通往現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條。各個國家走自己的路，才是這個時代的風潮，也是當代世界，最顯著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