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翟翔 蔡馨逸 童芳
中國考古，在許多外國人甚至中國人看來，一度非常神秘。近日記者在與中國考古學家的交流中了解到，從考古技術發展、到公眾考古創新，再到中外考古交流，中國正不斷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為世界文明交流互鑒提供推動力。
科技考古揭開了許多傳統考古難以發現的秘密，保護了許多原本難以保存的文物；隨著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博物館的創新運營，公眾對考古學的接觸和理解正在日益深化；越來越多的中國考古學者走出國門，與外國同行交流合作，在推動世界文明交流互鑒中了解彼此文明的獨特性與共通性。
這是3月1日拍攝的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現場保護大棚內的工作艙。新華社記者 沈伯韓 攝
從史前遺址到海底遺產，科技創新成果不斷加持中國考古
陜西榆林，4300年前營建的石峁遺址雄踞在黃土高原。
在這里，考古工作者發現了氣勢恢宏的宮室建筑、復雜的城防設施、精美的石雕與玉器。“這些高等級遺存標志著晉陜高原在中華文明起源、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關鍵時期，已進入高度發達的文明階段。”陜西省文物局副局長孫周勇說。
石峁遺址皇城臺遠景。皇城臺為一處高阜臺地，是石峁城址內城和外城重重拱衛之核心區域。整體呈頂小底大的金字塔狀，墻面可見石雕頭像、動物紋等裝飾。臺頂平整開闊，大型夯土臺基、“池苑”等重要遺跡星羅棋布。陜西省文物局副局長孫周勇供圖
三皇五帝、共工、大禹……石峁的過往引發了諸多猜測。
作為石峁發掘的主持人，孫周勇表示，考古學注重實物資料的積累與分析，不傾向于過早將之與上古歷史人物對照匹配。
“但是，通過科技手段，我們確定石峁文明由久居于此的土著人創造，并吸收了同時期相鄰區域的部分文化因素，揭示了石峁居民商業經濟的演變等。”孫周勇介紹，這些研究成果表明石峁的先民與周邊人群在不斷交流碰撞中共同推進了中華文明一體化格局的形成。
科技考古在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揭開了許多傳統考古難以發現的秘密，保護了許多原本難以保存的文物。
河南洛陽，二里頭遺址是夏朝晚期的都城遺址。
中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井字形道路系統和兩側墻垣把都邑規劃為多個網格，揭示出宮城居中、分層規劃、分區而居、居葬合一的多網格式布局。這樣嚴謹、清晰、規整的布局，顯示當時有成熟發達的規劃思想、統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頭進入王朝國家的最重要標志。此外，二里頭遺址還發現了三處早期車轍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趙海濤供圖
“中原地區先民廣泛吸收、融合周邊文明先進因素，首次真正意義上將中原核心區整合為統一的文明體，初步形成注重等級和融合的青銅禮樂文明，與商周文明一道確立了華夏禮樂文明的基本特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趙海濤說，二里頭先民創造的牙璋、綠松石銅牌飾等禮器及制度，影響到嶺南至東北的廣大地區。
“科技考古能夠提取傳統方法無法獲取的信息，揭示與之相關的人類活動和古代歷史。”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陳相龍介紹，二里頭遺址的科技考古研究發現，該遺址不僅有高比例的外來人群，也有大量外來家畜，可能還匯入了小米等谷物、野葡萄等果品。
陳相龍介紹，二里頭陶器殘留物研究還發現了釀酒和飲酒的證據，推測當時的釀酒原料主要是稻米、小麥、粟、黍，還混合了薏苡等，用紅曲霉和稻米制曲并添加草曲。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上新”的文物造型奇特，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增加了新的實物證據。
1986年三星堆遺址發掘時，人們用竹竿搭建圍欄，挖出來的文物多用紙包住，放進木制箱子運出去……而今，這些方法已被更加精細、安全的科技感十足的操作取代。2019年后的三星堆新發現祭祀坑的發掘中，搭建了4個透明的考古方艙，艙體內部均可調控溫濕度，給予出土有機質文物最佳保護環境，是全球首個“多功能考古綜合發掘平臺”。
發掘工作進行時的三星堆考古方艙。四川省文物局供圖
“此次科技考古實踐探索將預防性保護與考古發掘相結合、將實驗室考古與田野考古相結合、將高科技手段與考古規范相結合。”四川省文物局局長唐飛介紹，四川考古工作者先期搭建大棚，監測地下水位及溫度并進行評估，繼而搭建方艙，并在大棚內配備應急檢測分析室、應急保護室等平臺，有機質文物被提取后，運送至低溫保濕的庫房進一步處理，通過這種方式能最大程度保護象牙等有機質文物。
文化遺產不僅在陸地，還在廣袤海域。科技創新和設備改良使中國水下考古邁入新階段。“我們將短基線定位系統應用于水下考古，確定潛水考古人員在水下的具體位置，并通過水下喇叭進行指揮，提高安全性和效率。”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馮雷說，目前中國一線水下考古隊員大多具有技術潛水資格，還使用三維聲吶掃描等技術呈現沉船在水下的狀況，深潛器技術的發展也讓中國水下考古從近岸走向遠海。
歷史觸手可及，中國考古與公眾的距離不斷變近
群山起伏，溝壑交錯。位于河北陽原的泥河灣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是遠古人類秘密的寶庫。這里百年來的舊石器考古發現，已將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的人類起源時間推前至約170萬年前。
一群中學生在考古專家的指導下進行模擬發掘，按照地層和堆積情況尋找古人類在百萬年前留在這片土地上的痕跡。
“我們的石器都是參考舊石器時期古人類的生產方式自行制作的，一年前就被埋入土中。我們在不同的地層使用并夯實不同質地的土，盡可能地讓場景接近真實的考古現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張文瑞介紹，專家還會現場教學生制作古人類使用的石器，讓學生找到更多樂趣，更深理解這些看似不起眼的石器的意義和價值。
“考古不能僅局限于學術本身，更需要面向廣大公眾，讓大家了解考古、喜歡考古、愛護文物、認識歷史。”張文瑞說，許多考古現場都是將現場圍起來，公眾無法參與甚至接觸，近年來根據情況，也會安排學生進入真實現場，參與一線的考古工作。
近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積極邀請附近村民走進公園參觀，深入探尋他們腳下這片土地所蘊含的歷史底蘊。
“這切實拉近了當地村民與古代文化遺產之間的距離，讓他們由衷地產生自豪感和榮譽感，對文化遺產的發現、保護等都有積極意義。”張文瑞說。
綠水環繞，遠山如黛。酒店、露營地散布各處。在這里，人們可以走進博物館，親手觸摸春秋時期的陶瓷殘片；可以走進圖書館，翻看圖文并茂的考古圖錄；可以走進模擬考古探方，感受考古工作者在發掘現場的日常；甚至還可以在漢灶體驗區，生火做飯，感受近2000年前人們如何下廚。
這不僅僅是一座公園，不僅僅是一處研學營，不僅僅是一個度假村，而是一個歷史長河觸手可及的地方。
浙江安吉古城遺址始建于春秋，是越國早期重要都邑。以臥薪嘗膽知名的越王勾踐的祖先，就生活在這里。
兩位小學生在安吉古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體驗陶器修復。安吉縣古城遺址保護中心主任柯安順供圖
“立項于2017年的安吉古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讓游客在參觀歷史遺跡、欣賞自然風光的同時，深入探索中國歷史和文化。2023年全年接待游客20萬人次。”安吉縣古城遺址保護中心主任柯安順介紹，這不僅探索了怎樣把考古遺址公園運營和文旅產業融合發展好，也實踐了如何讓公眾更好找到與考古的連結，感受到考古的溫度。
2023年，中國經歷了博物館熱，尤其在假期，許多博物館門前排起了長隊，甚至一票難求。陜西考古博物館、中國考古博物館等考古專題博物館，在博物館熱中尤為顯眼。
一位小女孩在山西考古博物館制做兔子燈。山西考古博物館供圖
“與其他博物館相比，我們希望通過展示考古工作的過程和各類標本，讓公眾更直觀地了解考古的魅力和價值。”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山西考古博物館副館長鄭媛介紹，全國目前已掛牌五六處由考古科研機構籌建并管理的專題考古博物館，近年中國產生了大量的考古成果，加之公眾對考古的關注，各地考古博物館的涌現是必然形成的結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介紹，近年來，“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取得重要成果，“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不斷深入，“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相關課題逐步實施，考古“走出去”的步伐日益堅實穩健，科技考古、水下考古高速發展，一批精品考古節目制作播出，擴大了考古學的社會影響力。
鄭媛說，中國歷史文化悠久，每次新的考古發現都在不斷激發人們對歷史根脈和文化遺產的好奇心與自豪感。博物館更新的展陳手段、公眾考古教育的普及，公眾越發認識到考古工作對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的意義。
大江東去，楚風悠長。湖北省博物館新館在2021年底開放，全新的設計展陳帶給觀眾更為深刻的參觀體驗。
通過文字、視聽資料等多元方式，游客在探索中不斷加深對越王勾踐劍何以入楚、何以千年不銹的理解，還可通過互動觸摸屏從各個角度端凝這件傳奇文物的王者風范；“楚國八百年”專題展覽著重反映楚人篳路藍縷的奮斗精神、銳意進取的創新精神、九死不悔的愛國精神，不斷引發共鳴……
“我們開展各類社會教育、大眾考古講座等活動；定期舉辦年度考古成果展和重要考古發現成果展等展覽，逐步完成所有館藏文物的數字化管理，搭建考古發掘—文物修復—數字化藏品管理—成果展示一體化平臺，讓博物館里的文物活起來，真正走進大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方勤說。
跨文明的歷史對話，中國考古的國際影響力不斷變大
商代王后婦好與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跨越時空的對話，也許很快就會發生。
“我是商代王后婦好，告訴你們幾個小秘密：我喜歡化妝、喜歡烹飪、喜歡收藏。”“我曾協助夫君接收各地送達的銅錠、考察收成、主持大商國的祭祀、率軍征伐羌、夷、巴。”……2023年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原站長、南方科技大學講席教授唐際根發布了細致考究后為婦好設計的數字人，讓她將歷史娓娓道來。
婦好數字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原站長、南方科技大學講席教授唐際根供圖
“全世界的人們一提古埃及，就會想到拉美西斯二世；提到古希臘會想到邁錫尼國王阿伽門農，在傳說中，他的弟媳海倫被拐引發了特洛伊戰爭。婦好與他們基本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在文明交流互鑒中，我們要提升她的知名度，這樣才能讓全世界更好地理解和欣賞中國的古代文明。”唐際根說。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構建中華民族歷史、中華文明瑰寶的重要工作。近年來，中國的考古成果不僅豐碩，而且在國際上獲得了更廣范圍的認可，中國考古學國際話語權不僅得到增強，也更好向世界闡釋了中國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湖北十堰出土距今約100萬年的直立人頭骨化石，為東亞古人類演化模式、東亞直立人來源提供了關鍵信息和證據；發現北京猿人控制用火的堅實證據，有力回應西方學者質疑；西藏那曲尼阿底遺址發現了距今3到4萬年的舊石器遺址，發表在美國《科學》雜志上，改寫全球學術界對遠古人類征服極端環境的認識……史前人類在中華大地上的生存歷史不斷變得清晰。
“東方大地有特殊的人群、獨特的文化，百萬年前就有祖先在繁衍生息，連續演化，孕育文明。”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高星說，經濟社會發展為中國考古提供了更強大的經費、人力物力的支持和保障，新興科技設備儀器使考古如虎添翼，能把一些問題研究得更詳實并作出更可信的結論，并不斷增進中國考古的國際影響力與學術地位。
山西臨汾的陶寺遺址被認為極可能是堯時代的都城所在。在那里發現的一座大型夯土基址是兼具觀象授時與祭祀功能的建筑。
“觀象臺的發現讓我們意識到探索宇宙、問天問道一直都是中國人從古至今不變的時代主題和夢想，其呈現的歷法是當時世界已知比較系統的太陽歷法，也是二十四節氣的重要源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陶寺考古隊領隊高江濤介紹，已有多位國外學者對此撰文關注。
“中國考古學已經構建了大多數學者所接受的時空框架，基本梳理了中原、東北、西北和東部沿海等地區的史前文化發展脈絡。”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黃建秋介紹。
“中國在新石器時代的考古領域中做出了卓越工作，不僅揭示了黃河和長江流域在新石器時期的高度文明發展，也展現了中國突飛猛進的考古實力。”在遼寧、湖北、四川參加過考古發掘的日本九州大學教授宮本一夫表示。
文物和文化遺產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同時也是人類共同的遺產。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需要更宏闊的國際視野。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賈笑冰介紹，中外合作考古發掘研究起步比較早，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主要是請進來，歐美、日本學者參與到中國考古學的發掘研究工作中；21世紀以來特別是近10年來，赴外考古逐漸頻繁起來，包括亞歐大陸文化交流、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中心考古等，比如2011年至2014年柬埔寨的吳哥古跡發掘，2015年的洪都拉斯瑪雅文明的發掘與研究，2018年的埃及盧克索孟圖神廟遺址群發掘。
中埃雙方團隊成員在孟圖神廟遺址群發掘現場討論發掘計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賈笑冰供圖
“以前我們很少在別的文明古國開展考古工作，難以進行更為深入的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彭小軍認為，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考古學者走出國門，與外國同行進行交流合作，在互鑒中了解彼此文明的獨特性與共通性。
“考古工作體現了強烈的家國情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必然會通過考古不斷去得到揭示、闡釋。真正的氣派是立足中國的考古研究，是探索推動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意識。我們站在中國，要放眼世界，實現更高的水平。”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種建榮說。
“這些年，中國在科技考古、公共考古領域都取得了顯著成果，赴外考古發掘也取得重大進展，我國由考古大國向考古強國轉變。這推動中國考古學理論和技術能力的創新，構建中國考古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貢獻考古智慧和力量。”中國考古學會秘書長劉國祥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