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井剛
長安是個鎮，是平利縣的東大門。
最早，這兩個字從我嘴里說出時，是跟伙伴打賭或發誓時才出現的。那時，喜歡跟伙伴抬杠、較真，比如：你怎么怎么了，我把長安壩的水喝干；或是你怎么怎么了，我倒爬長安壩。在我的想象中，長安壩是曾經群雄逐鹿的中原，覺得長安壩的河流流徑是最長的，水量也是最大的，壩子既寬且廣。那水無論如何是喝不干的，壩子大得無論如何也是爬不到頭的。
作為土生土長的長安人，我覺得應該比誰都了解長安。我曾在春日的早晨，站在窗前，看采茶的姑娘婦女們在氤氳著濕氣的茶行里浮動。她們穿紅著綠，散落在茶行里，像浮在水里的蓮花或荷葉；我也曾在炎炎的夏日，與伙伴在涼氣襲人的蠟燭山林里穿梭。好幾次，我在古色古香的茶鎮徜徉，逡巡漫步。那是秋日的下午，太陽還沒有落下去，金色的余暉灑在那些“陳舊”的建筑上，顯出幾分莊嚴和神秘。那是一些仿古建筑，但那古樸清幽的環境，勾起了我對當初那個茶馬古道深切地懷想；前年春節是個雪天，我和家人頂風冒雪，攀上楚長城遺址。我們頂著刺骨的寒風，冒著被滑倒的危險，小心翼翼地往山頂上攀去。我想站得更高一些，盡可能多地感受兩千多年前金鐵交鳴，殺聲震天。
可是，我還是覺得自己對長安不夠了解。
如果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應該走開些，離長安遠點，這樣才更了解長安。那么，我在火熱的南方滯留過多年，也在遙遠的西北邊陲盤桓過幾秋。
從我記事時起，長安這兩字就沒有變換過。它像是一個家族的復姓，一直冠在行政稱謂的前面。先是公社，后來是鄉，再后來是鎮。無論后面的稱謂怎么變，變得花哨也好，變得實在也罷，但前面這兩個字是不會變的。為什么要變呢？這兩字多好啊，念著舌齒生香，福壽綿長，蘊藏了人世間所有的幸福和安康。
看吧，穿境而過的省道多像一條翻開的書縫。書是從中間分開的，兩邊的溝溝梁梁是密密麻麻的字行。那字里行間寫著勤勞、樸實和善良。沿公路兩邊，是一馬平川的萬畝良田，素有平利糧倉的美稱。
長大了，從歷史書里我知道了，在離我們很遠很遠的那個叫西安的省會也曾叫長安時，我覺得，那個長安是不真實的，也一度懷疑它是冒名頂替的。可是，當我第一次到達古城西安，站在高大巍峨的城墻下，我被那種恢宏大氣給驚呆了。尤其是街道上，車水馬龍，熙來攘往，人流如蟻，樓房如林。這時，回頭再看我們的長安，心酸不已。我知道，生于斯而長于斯的長安，與那個十三朝古都的長安沒有可比性。那個長安氣勢磅礴、雍容華貴。
二〇一一年的中秋，我徒步從西單走到天安門廣場。就是這么短短的一段路，讓我明白，同樣的兩個字，區別卻是天壤。與繁華寬闊的長安街相比，穿境而過的省道顯得那么瘦骨嶙峋。
先前的長安，身形局促。它的腰部以下被石牛和連仙兩條河緊緊地卡著，動彈不得。像一條被堵死的胡同，一不留心，就出了長安地界。后來，撤鄉并鎮，金華村劃歸城關鎮，石牛和連仙兩個鄉劃歸長安。長安雖然少了一個金華村，但卻多了兩個鄉。于是，昔日那個頭重腳輕骨瘦如柴的長安，霎時變成了一個血肉豐滿的長安。這時，去蠟燭山、去西岱頂，再也不覺得去串人家屋門那么別扭了。
印象中最深的是公路邊兩排高大的白楊，遠看或俯瞰，像一列永遠看不到頭尾的綠皮火車，沒日沒夜地隆隆前行。
春天來了，樹開始發芽了。接著，那些葉苞慢慢地散開了，嫩黃嫩黃的葉子勛章似的掛滿全身。過一陣，那些葉子長大了，像手掌似的互相致意。再長大些，就擠擠挨挨的，密不透風，像一道天然的屏障。夏天，附在樹上的蟬互相唱和，那聲音此起彼伏。循著蟬鳴，隨時都可以捉到一只。到了秋天，陣陣秋風中，那些招搖的葉子開始泛黃，然后紛紛揚揚地飄下來，于是，地上生滿了黃色的鱗甲。
長安不光水源豐富，交通也很方便。從連仙河口到關埡子，是一條長驅直入的走廊，戰國時充滿覬覦之心的秦國就在這里對鄰近的楚國小動作不斷。為防備虎視眈眈的秦國，精明的楚人在邊界筑了一道厚厚的城墻，但這道城墻沒能擋住睥睨天下的秦國一統江山的決心。
長安有無數個明壩子。壩子與壩子之間有一處天然的瓶頸間隔著，意斷還連。每個壩子曾是一個家族的領地。據史料記載，長安壩的人多是乾隆年間湖廣一帶遷來的移民。遷來后插草為界。一個家族占據一個壩子。日子久了，家族與家族之間少不了爭執，少不了傾軋。輸贏之后，以兼并和出讓達成和解。這樣，就出現了壩與壩之間田產歸屬交錯的現象。
長安以茶聞名，長安的人熱情好客，無論是茶莊，還是普通人家，客人進門，首先就奉上一杯熱騰騰的香茶。
長安的壩子土層深厚，全是河泥淤積而成的。記得修河濱路時，有段路基特別軟，挖掘機把那兒的泥土全部取走，運來石渣填沒。當時挖了一丈多深，下面還是烏黑烏黑的淤泥。這么肥沃的土壤，一旦種上茶葉，那土壤中豐富的有機元素精靈似的被茶樹吸收，然后綿綿不絕地從葉腋間頂出芽苞來。這些吸收天地日月之精華的米粒似的芽苞，經采摘，炒制，然后轉化成藏著茶晶的干片，經沸水沖泡，慢慢地散發開來。香氣全部溶解在碧綠的茶水里，水里貯存不下的，又通過霧氣散發出來。
長安的茶葉不僅歷史悠久，工藝獨特。而泡出來的茶也是湯色清綠，香氣撲鼻。
從20世紀70年代末，長安就開始種茶了。那時，不光生產隊建了茶園，大隊也建了茶園，公社也建了茶園，規模一個比一個大。不過，那時還不是放得很開，田地還是以糧為主。為不影響糧食生產，茶園都建在15度以上的山坡上。夏天和冬天兩季農閑的時候，社隊組織起大量勞力開展挖茶帶會戰。那轟轟烈烈場面至今想起來，還讓人熱血沸騰。
責任制后，茶園全部承包下去了。承包茶園的都是村里的能人。像張店村里樊文來就是其中一個。樊文來不僅在種茶，制茶上有一套，釀酒，養豬也是一把好手。他的行動對周圍的人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帶頭作用。
真正大規模地種植，是20世紀的90年代中期。那時不僅引進了新的品種，種植方式也有了新的突破。更重要的是，人們的思想觀念也有了重大轉變。為了高產優產，方便管理，茶園全部建在川壩的大田里。開始很多群眾不理解，也不接受，擔心日后吃飯會成問題。誰知，土地流轉后，農戶的經濟收入與流轉前非但沒有減少，反而還有所增加。尤其是，以前侍弄田地的漢子們，整年有大把的時間四處攬工，他們的收入比種田地多了好幾倍。而一年到頭跟在他們屁股后面屁顛屁顛的女人，都成了采茶能手。那些女人不再像以前那么辛苦勞作了，她們像車間流水線上的姑娘，站在齊腰深的茶行里，雙手同時劃拉，拇指和食指靈巧地捴著。她們專注采茶的樣子，彈琴似的輕攏慢捻。這種群體勞動，年齡早已超出了限制，有周末不上課的孩子，有七八十歲的老嫗。她們一邊創收，一邊愉悅身心。
勞動方式的改變，收入也有了顯著提高。樓房都建起來了，許多人家配上了小汽車。從前那條古老單一的省道，已經滿足不了日益增多的需求。于是，麻安高速應運而生。為方便人們休閑旅游，河濱路也躋身其中。
不了解長安，是因為長安的變化太快了。那種一日千里，日新月異讓人目不暇接。
不信你再看，省道的外邊是河流，河流的對岸是新鋪的河濱路，河濱路不遠的山坡上，是早已貫通的麻安高速。從下面的官田壩到上面的關埡子，省道、河濱路和高速路，一直不緊不松地并列著，像三根繃在琴身上的琴弦。那逶迤流暢的曲線，像是無形的巨手整日在深情地彈奏著樂曲。這樣一看，長安是一架琴，是一架整天響個不停的大琴。而彈琴的，是勤勞的長安人。
其實，長安也不是只有一架大琴，而是有無數架大琴，那一條條的茶行、絞股藍，琴弦似的，不動聲色地鋪在大地上。采茶的姑娘們，音符一樣在琴弦上跳躍，并奏出美妙的聲音。那聲音是進取與拼搏，是幸福和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