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汝平
推開老宅的木門，母親的身影早已候在檐下。
母親的笑容如檐角懸掛的菖蒲般蓬勃，可那笑容里分明藏著歲月的褶皺——面容依然消瘦，眼角的紋路像被風蝕刻過，卻盛滿了見到兒女的歡欣。“回來了啊，回來了��！”她反復念叨，仿佛我們是許久未歸的游子。明明不過月余未見，她卻似把思念攢成了陳年的酒，一開口便醉人。
母親總愛夸她的兒女。村里人碰見她，她便眉眼彎彎地稱贊兒子怎么有出息、女兒怎么好，那語氣里帶著一種驕傲。我們聽到后常勸她：“媽，有沒有用，讓別人說，自家低調些。”她當面點頭，轉身依舊逢人便夸，像是要把兒女的好，織成一張網，罩住整個村子。
母親視力極好，快九十的人，仍能坐在老藤椅里，捏著細細的針線給我們做鞋墊。線頭這邊進那邊出，如銀魚游過水面，繡出的圖案是老家后山的野菊，或是門前河畔的淺灣，一針一線都是鄉野的靈氣。竹繃子繃緊的粗布在她膝頭微微顫動，鋼針帶著五彩絲線穿梭其間，像是捕捉陽光的蜻蜓。她的老花鏡滑到鼻尖，眼角的皺紋隨著針腳層層舒展，有時線頭打結，她便抿著嘴將線在發間輕輕一抹，碎發沾著棉絮飄落時，恰好被穿堂風卷進檐下的燕巢。
我們每次離家，她總要把新做的鞋墊塞進我們的行李，仿佛那些圖案能護著我們在外頭踏穩每一步。最近她總說眼睛發澀，手也顫得厲害，針線活越來越慢，卻仍不肯歇，說是“趁還能看得見，多給你們攢些。”
母親近幾年身體下降得厲害，吃得少了，也走不動了，就像一株被蟲蛀過的老樹，枝丫漸空。端午前三天，她幾乎粒米未進，瘦得顴骨都凸了出來，我用車載她到不遠的醫院，醫生開了養胃藥，下午她竟能吃下一塊雞肉。也許兒女在身邊就是良藥吧，能治愈母親的胃。
她記得每個兒女、孫子的生日，上次幾個外侄約著來看她，每人封了三百元的見面禮，她笑納了，轉身卻從枕頭下摸出自己的三百元，湊成一千二塞給侄子：“你的兒子第一次來，我這當奶奶的也得表表心意。”我們嗔怪她：“他們來看你，怎好拿你的養老錢？”她擺擺手：“我親人不多，要對他們好些。”每次我們給她零花錢，她總推辭：“我有錢，夠用。”可我們知道，她的錢都藏在枕頭下、米缸底，像攢著一窩舍不得飛走的小鳥，真沒了，便如秋后的蟬，啞了嗓子也不肯開口。
她住不慣縣城的樓房。我接她在縣城里住，可住了不到一個月便吵著要回鄉下。說那樓房像籠子，憋得人透不過氣，不如老家敞亮的院子。回了老宅，她便日日坐在院里的花果樹下，看雞啄食，聽蟬鳴唱，仿佛那方小院是她根系的土壤。每次我們走，她便扶著樓梯欄桿，趴在二樓未裝的窗框前目送，直到車漸行漸遠。
每次回家，看到母親，也會看到檐角翹起的青瓦，它們從建成起已經和母親分不出你我了。三十年的風雨讓屋檐生出斑駁的苔痕，瓦當上的滴水獸早已模糊了面容，卻仍固執地朝著東方昂首，仿佛要把所有晨光都攬進懷里，檐角垂下的風鈴是父親用舊銅壺改的，風過時發出喑啞的叮咚，像是在和門楣上褪色的春聯對答。
母親喜歡院子里的石榴，印象中，石榴樹春日里滿樹花苞，綻開的紅花像朱砂染透了絹帛，被風揉碎的花瓣落進青磚縫里，第二年又拱出新芽。盛夏時葉片層層疊疊裹住枝頭，蟬鳴聲里偶爾探出一兩顆青果，像是誰隨手綴上的翡翠墜子。待到秋風起時，樹冠便成了燃燒的燈籠，果皮裂開細紋，露出瑪瑙般的籽粒，有調皮的鳥兒啄食時，紅汁便順著樹干淌成蜿蜒的糖漿。
每次回家，我都想留住些什么，比如滄桑的屋檐、院子的石榴樹，還有弟弟種的各種盛開的花。我喜歡看母親在陽光下，眉角淺淺的彎著和我們說話，輕言細語的樣子；喜歡看她瞇著眼盯著鞋墊一針針拉出好看的圖形；喜歡隔著路邊棗樹的葉子拍老家的土房，透過花朵拍母親的皺紋，那些皺紋一年一年縱深，像一年年的歷史。
端午那日，母親執意要包粽子，我們攔不住她。蒸鍋騰起的熱氣模糊了她的白發，恍惚間，我又見到她年輕時的模樣。她把自己活成了一盞油燈，固執地照亮兒女的路，我們知道她終會老成一片秋葉隨風而落，可那葉脈里刻著的，全是愛的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