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森
一
近日翻撿《安康碑版鉤沉》，見所錄《修理天池山迎真觀圣殿落成記》一文，書中編者注：現存安康市關家鄉無梁殿。為之一怔，讀文始知，無梁殿準確的名字叫迎真觀，是嘉靖年間一個叫吳道真的武當山凈樂宮門下道士憑一己之力花費二十多年時間把天池山上原有的元真觀改建成“殿宇富麗，圣象輝煌”的宮觀，不免心生向往，因為老家所在的村子與無梁殿所在的烏埡村距離不過十公里，只知道那里有座無梁殿，從未聽說過天池山，更不知有過元真觀。
立春過后，溪水清明，正是登山時節，遂在周末約一二老友東出城，過黃洋河，經古廟嶺，沿張壩公路斜插至許家河水庫。水庫蓄磨溝河水而成，左岸有學校、商店和集鎮，即為關家鎮政府所在地，山色倒映湖光，粼粼然，躍躍然，追憶他年求學時光，恍如昨日，當年數十少年中尚有聯絡者不過二三，不禁慨嘆，噓唏。
溯水庫岸線而上，公路舒朗，溪流涓涓，行駛愈迫近，山勢愈陡峭，轉過一隅卻又屋舍儼然、籬落巧致，可惜屋門緊鎖者大半，少了煙火氣的村莊像一位長者，看似神情矍鑠實則倦怠有余。偶遇一二翁嫗，問去處，熱情爽朗，生怕說錯了地方，就連停車位置也給比劃得清清楚楚，盡現鄉村溫情。公路盡頭在天池山的半山腰，只有羊腸小道可登頂，落葉婆娑處小道亦不可尋，在不斷試錯中，過一山坳又轉一山梁，筋疲力盡、心存疑慮之際忽現一片洼地，地上殘存幾處斷壁、一塊碑石，遂釋然：到了！
站在洼地中央，環顧遺址，整體山勢像一柄歪把的“湯匙”，柄部為制高點，條石鋪就的臺階直達山頂，兩側散落著柱礎石、抱鼓石以及青磚斷瓦殘片，仔細端詳尚有雕花、瑞獸，精美絕倫，臺階盡頭是一座殿宇的殘存，青磚壘砌，基座分明，站在山巔，環繞的群山盡在春陽里熠熠生輝；“湯匙”口沿部分是兩座山丘，亦有條石臺階和殿宇臺地，因山勢平緩損毀更為嚴重；最底部當是池塘，尚有一汪清泉涵養一叢葦草，青翠茂盛，天池之名大約由此而來；池塘之上是正殿，殘余幾堵矮墻和一壁高聳墀頭，可證昔日的宏大氣象。中心處豎立一座高約2米、寬約1米的碑石，陽面字跡已漫漶剝落無法識別，陰面尚有“奉訓大夫知金州事蕭汝舟”等字樣依稀可辨，與《安康碑版鉤沉》所收錄文字吻合，這就是《修理天池山迎真觀圣殿落成記》的出處了。
二
上世紀九十年代，安康文化名流歷經千山萬水，積沙成塔，集腋成裘，輯錄本市出土或文獻記載的碑刻銘文編纂而成《安康碑版鉤沉》，補方志不足，對于認知明清以來的安康風土人文尤為珍貴。《修理天池山迎真觀圣殿落成記》是其眾多篇章之一，碑文較長，擇其要者如下：
“金州古安康地也，城東南五十里有山曰天池山也，是名山也，為其絕頂有靈河水也。其地則山環水繞，云飛煙鎖。草木發幽谷之香也，水映長天之色，誠秦頭楚尾之一奇特也。先有元真觀一所，其去古未遠，制度未備，詎嘉靖丁亥，道人吳道真者，自武當凈樂禮本宮提點戈教靜分派備理二十余年，百堵皆興其間，殿宇富麗，圣象輝煌，徽匠就巧之費不下數千計。”
碑文中所說嘉靖丁亥，即嘉靖六年，是為公元1527年。這是吳道真改建迎真觀的初始時間，加上此前“制度未備”的元真觀，無梁殿遺址迄今已五百余年，在安康境內堪稱奇跡。文中還記述了建造者的生平：
“造圣宮事竣而謀請于州曰：道籍系江西瑞州府高安縣萬石鄉觀頭團前坊堡人氏，父吳萬善，爰自正德二年八月將道真舍之武當前戈教凈項為走徒，給帖云游抵此，苦心勵行，索文鐫石，以垂久遠。”
一個江西少年從正德二年到嘉靖六年在武當山凈樂宮浸淫二十載，又用二十多年時間改建元真觀而成迎真觀，不可謂不虔誠。而明代自成祖朱棣始，道教就被推崇備至，奉武當山為祭祀之首，至嘉靖帝更是篤信不怠，把寫青詞、煉丹藥當成主業，所謂風行草偃、上行下效，故而碑文寫到:
“武當盛地，迎我朝祖宗崇祀之首舉，既自彼分派而建此丕績，亦不失崇明祀之興也。但樹碑大事，當告諸有司，請奉諭行始不失之陵僭。道真則具前因告于今州主之臺，已蒙審實準此，始覓鐫人刻文于右，庶幾千古世后傳之不朽。”
在這里，碑文撰寫者標明了迎真觀與武當山的淵源，以及鐫刻碑石的原由。石碑背面還鐫刻了參與此次大殿落成典禮的嘉賓：奉訓大夫知金州事蕭汝舟、承務郎撫民同知岳時英、凈樂宮提點師戈演覺等人。碑文落款為：嘉靖十一年歲次壬午三月乙酉日，金州癸卯舉人華宗元南田謹記。
三
明成化年間知州鄭福主持，白河縣令普暉主筆，書成安康首部地方志《金州志》，之后亦有增補，但均在明末戰亂中散佚，可追溯最早的方志只有乾隆年間興安知府王希舜編纂的《興安州志》，用以傳承和記述的文化符號單薄、空泛。迎真觀建造落成因其宏大而彌足珍貴。而《修理天池山迎真觀圣殿落成記》從文辭、立意上講均夠不上大家風范，卻也行云流水，凸顯一方水土所孕育的文化人的氣度情懷，堪為證史文本，用以流傳。
但仔細研究就會發現，碑文兩處存疑，一是落款時間，二是碑文撰寫者。先說落款時間。碑文落款時間為嘉靖十一年歲次壬午，而嘉靖在位四十五年，嘉靖元年即為壬午年，斷不可能十一年后還是壬午年，明顯不合常理。再說碑文撰寫者。從碑文落款看，撰寫者應該姓華，名宗元，字南田，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科授金州舉人。但遍翻《興安州志》和嘉慶年間《安康縣志》均無一個叫華宗元字南田的舉人，倒是找到一個叫單宗元者，上面載明：“單宗元，弘治壬子科舉人，河南府判。”弘治壬子年是為弘治五年（1492年)，早于嘉靖二十二年五十多年，存在明顯誤差。華宗元跟單宗元是否為同一個人？碑文撰寫者亦存疑。
歷史總會在不經意的轉角處留下可以追尋并加以印證的蛛絲馬跡，還原一個相對確切的時空坐標，不至于讓傳說或者偽論斷假以史實的面目流傳，這既是考據學存在的魅力，也是歷史表達的客觀追求。事實上，要想確認迎真觀落成的確切時間和記文撰寫作者的真實身份，只需緊扣落成典禮審批者奉訓大夫蕭汝舟出任金州知州的時間和嘉靖癸卯年金州舉人名錄，即可按圖索驥。
四
《興安州志·藝文志》收錄白河縣士人柴儒撰寫《尊經閣碑記》一文，錄如下：
“豫軒劉先生分守關南三載，將洗末學之蕪陋，而進之以圣賢之道。乃諏諸郡守蕭公曰：金郡僻在一隅，士業其間，少見經書全籍，必遠致而謹儲之。守曰：學校未興，提調之恥。經正以興庶民，守之愿也。遂拓地開基，糾工儲材，巍然壯觀于黌宮之東。工興于庚戌孟夏，成于季冬。劉，燕人，名世用；蕭，魯人，名汝舟。”
時任關南分守道劉世用與金州郡守蕭汝舟倆人商量建一座圖書館，稱之為“尊經閣”，工程量不大，工期半年，這里面有一個明確紀年——庚戌年，這一年是嘉靖二十九年，即為公元1550年。而在嘉慶版《安康縣志·仕宦表》中記載，蕭汝舟知金州事為嘉靖二十八年，因為蕭汝舟見證了迎真觀落成，那么迎真觀建成時間只能在蕭汝舟擔任金州知事之后。從《安康碑版鉤沉》所錄文字看，由于碑石年代久遠，“壬午”當是“壬子”誤辨，嘉靖壬子年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從嘉靖六年至嘉靖三十一年，計25年，也與碑文中所說“備理二十余年”吻合。
至于《修理天池山迎真觀圣殿落成記》的撰寫者是單宗元還是華宗元，倒是傾向于單宗元。“單”與“華”字體相近，由于石碑長期磨損，辨認模糊，將“單”誤認作“華”，當在情理之中。而《興安州志》對單宗元受舉人銜時間記錄錯誤，也是造成對碑文誤讀的一個重要原因。
歷史總有許多巧合。盡管明時的《金州志》散佚，但有明一代金州作為散州隸屬漢中府，嘉靖二十一年漢中府同知張良知著手編纂《漢中府志》，嘉靖二十三年刻印，記事止于嘉靖二十二年。《修理天池山迎真觀圣殿落成記》的作者自述為癸卯科舉人，癸卯年即為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在《漢中府志·選舉表》中記錄如下：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科舉人有南鄭縣趙思霄、褒城縣張春、金州單宗元、洵陽縣吳乾亨、南鄭縣張其蘊、沔縣陳九州、南鄭縣李佩。時年漢中府授舉人銜者七人而已，金州單宗元列其中。
張良知付梓《漢中府志》之日正是時年舉人名單放榜之時，這種當下記錄的準確性應當毋庸置疑，《修理天池山迎真觀圣殿落成記》撰寫者為“單宗元”而非“華宗元”，也就確信無二了。
五
西安的張羽校友發來信息，言及流水鎮有一處叫碑子埫的地方是安康單氏家族墓地，碑石尚存，并附圖以證，遂前往。
碑子埫原屬流水鎮七里溝村，現并為學房埡社區，因樹一高大碑石而名之。下車后四處打探，一個叫單林松的老人家帶我們在一洼平緩的臺地之間找到了碑石所在，碑石高約兩米，碑文僅為兩豎排八個字，字體碩大，卻破損嚴重，左側可辯“單公神道”，右側最上一字殘存“氵”，第二字缺失，第三字左下角存“力”，第四字下緣部分可辯為“馬”，第三、四兩字合起來可猜度為“別駕”。別駕是府判的另一稱謂，知府的副職，若與《興安州志》所載單宗元的官職印證，碑文可辯讀為“河南別駕，單公神道。”明代的河南府建制相當于現今的河南省洛陽市，可惜案頭并無相關的方志資料對單宗元宦途加以佐證。
老單身體硬朗，態度和藹，頗為健談，我們在夕陽下相談甚歡。自言先祖在明朝時從江西移民搬遷到此，當年見證了墓地被破壞的始末，自豪的表情下難掩沮喪之意，話別之際忽然說：還有一塊墓碑！于是，我們在路旁一片荒蕪的雜草中翻撿，碑石一半在泥土里，一半在草叢中，擦拭干凈，上現雙鉤法鏨刻“承德郎單公南田之墓”。承德郎在明代為正六品文職散官，這大約是單宗元留在世上的最終頭銜。
倘若真如老單所言，流水單氏祖上是從江西移民而來，單宗元與吳道真算作江西老鄉，兩個江西老表流落在金州這個方寸之地共同成就一隅文化遺存，焉能不稱美談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