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朝慶
前段時間，《安康日報》頭版曾詳細報道平利“三變”改革的經驗和成就，一時間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與此同時，市委在部署脫貧攻堅工作時，也將“三變”作為解決我市農民深度貧困的重大舉措。那么，“三變”究竟變了啥？
“三變”改變了農村經濟的結構和走向。上世紀九十年代，隨著我國工業化速度的加快，人們的生存成本和消費水平也隨之被急劇推高，自給自足的傳統農業隨之破產。我市地處秦巴山區，農業基礎薄弱，人均耕地少，最先受到工業化沖擊，于是農民紛紛放下鋤頭，涌向城市，打工經濟成為最主要的經濟收入。既然農民的收入靠第二、三產業，那么城鎮化就是必然趨勢。由于城鎮是以工業化為前提的，而我市并沒有完成工業化，必須依靠經濟發達地區工業化，于是出外打工是最主要的途徑。由于農民受教育程度整體較低，只能進入低技術崗位和服務業，整體收入較低，無法在就業地實現城鎮化，所以，在外地打工，在家鄉城鎮買房，留守老人、婦女力所能及搞些種植，以減少在城鎮生活的經濟負擔成為基本模式，這實際是農民的被城鎮化。而“三變”由于按現代農業的方向發展，使得農民的收入來源回歸農業，同時使得部分農民能依靠產業發展就地城鎮化，避免了缺乏產業支撐的過度城鎮化，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空巢老人現象，提升了農民的幸福感。
“三變”實現了由產業化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型升級。傳統農業被解構后，我市通過土地流轉實行土地向大戶集中，農業走上產業化發展之路。產業化農業是以工業化組織形式為特征，農業企業投資與土地流出戶和農業工人之間是一種利益博弈關系，加之化肥農資價格上漲，在國際農產品價格走低的沖擊下，并沒有取得規模效益，雖有政府財政進行項目資金支持，很多農業企業仍難以為繼。與此同時，由于產業化農業以利潤為中心，為了提高產量，過度使用農藥、化肥、除草劑、地膜、飼料等使得農產品質量大幅度下降，大大降低了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一個產業發展是否成熟，關鍵看產業鏈與價值鏈是否相符，產業化的農業由于農業投資者追求利益最大化，它與前后端利益都是沖突和博弈關系。而“三變”改革后，農民與農業投資者之間變成了合伙關系，它實際是對價值鏈的一種重構，是生產關系的一種微調。與此同時，由于農民以土地、勞動力和財政扶貧資金入股，降低了農業投資者的投資成本和風險，激活了土地、勞動力、資金三大要素的活力，勞動力和資金充足后，可加大科技投入，改善農產品品質，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它通過機制創新，既解決了農業規�；�、集約化、標準化問題，也解決了市場競爭力問題，因此是產業化農業向現代化農業的一種升級。
“三變”是脫貧攻堅幫扶方式的重大轉變。人們常說 “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過去農民的林權、土地經營權大多不能變現產生效益，幫扶措施以財政拿錢為主，這是“授之以魚”。而“三變”在于將投資者與貧困戶捆綁，將政府手中的“魚”，以農業股份合作的形式變為農業新型經營主體手中的“漁”，比如西安交大等單位籌集25萬元以每戶5000元作為貧困戶的股本，磨溝村兩委會把貧困戶3000元產業扶持資金作為股金入股到農業企業，每年分得入股紅利，就是授之以“漁”的做法。“三變”其實是將扶貧資金、貧困戶的勞動力和農業企業主的經營能力有機結合，破解了在幫扶中產業扶貧無處下手的難題。
“三變”是促進鄉村轉變觀念，加強新民風建設的有力武器。任何發展都要以人為本，一種經營體制創新是否成功關鍵要看人是否得到了發展。“三變”將土地、農民的勞動力和扶貧資金作為股本，從產業發展中增加收入脫貧，可以改變農民等靠要的思想，增強貧困戶發展脫貧的信心。同時，對農業投資者來講，財政資金作為股金，可以改變過去少數農業投資者靠爭取農業項目資金致富的依賴思想，使他們將更多的精力用在研究市場發展產業上；與此同時，由于“三變”將農民、農業投資者和社會公共利益綁在一起，使農民和農業投資者明白，經濟的發展只有與各方利益相關，才能最大限度優化整合生產力要素，才能改變我國農民和農業企業主駕馭市場能力弱的現狀，從而，培養其自信、自強、自我發展、利益共享的大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