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黨信朋
在舉國防治新冠肺炎疫情這段時間，部分國家調整了進口政策，個別國家還調整了關稅，可能是這些國家的國際影響力不大，加之人們每天的焦點都是疫情，所以我身邊關注的人并不多。
安康某玩具企業的總部負責人戴添花，卻是我身邊為數不多的在疫情之外時刻關注經濟動態的企業家之一。因為自身企業大部分訂單是外貿產品，國外的政策變化也牽動著她的神經。
“他們不接受或增加限制，他們自己也會受到損失，目前國外還離不開中國制造。”戴添花保持著謹慎樂觀的態度。
“但中國制造也離不開這個大市場，這是把雙刃劍。”我始終這樣認為。
據戴添花介紹，她去年就準備去土耳其開工廠，目前看來自己的決策還是明智的。土耳其離歐洲和中東都比較近，輻射范圍大。由于里拉貶值，土耳其的人工成本和我國差不多，到土耳其和到我國西部是一樣的，那邊也存在供應鏈短缺。但好在離客戶近，而且土耳其政府也很重視基礎制造業。
“中國制造越來越難了，不說在南方，就是在我國中西部偏遠地區做起來也非常吃力，像河南、河北、陜西、新疆一帶，都實地調研過，做起來都差不多。”戴添花打算去土耳其開廠除了離客戶近之外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中國制造的成本被推高了，很難找到一片“洼地”。
對于可以向全世界流通的商品來說，有個隱性的“世界均衡價格”范圍，你太貴，國外會減少進口或者改變進口地，若再貴，國內消費者都會選擇消費進口商品，世界經濟大環境如此，商品很難通脹（漲價）起來。
我理解她的想法和處境。不僅基于上述經濟原理也源于感同身受，很多欠發達地區的綜合成本并不比蘇北低，不少地區這些年在經濟社會上大范圍落后發達地區，但金融地產卻一直跟得很緊。我們給廣達、大華等世界第一、第二的企業做配件，在一個鎮上做都覺得“挺累”的。
“挺累”的意思通俗點講，辛苦干卻賺不到錢。在綜合成本較低、當地政府還給予支持的情況下處境尚且如此，而且員工的效率低于工業城市的平均水平，對當下工資的期望也不滿足，很難找到足夠的合適工人。
“我相信，國家會力保中國制造和全產業鏈優勢的，我國人口眾多、基礎資源緊缺，每年進口數額龐大的原油、鐵礦、大豆等，除了中國制造用什么去換？還有其他好的辦法嘛？逼退制造業的后果難以承受，而國家也在拆解影子銀行、打擊金融亂象，顯然是在往這方面發力。”我說這些話不僅是給戴添花打氣，也是實情。
我曾經在世界第一大光盤廠干過，又為排名世界第一的筆記本電腦制造商廣達、世界第一的顯示器制造商冠捷配合服務近10年，和一些終生都在學校或者辦公室的理論性專家不同，我十分清楚普通勞動者的生活是什么樣的，企業經營是什么樣的。
我國每年產出手機18億部，計算機3.1億臺，產量占全球的90%以上，不僅是規模上的擴張，產業鏈的中間環節也大都在我國。這個引以為傲的成績也恰恰是競爭對手們覬覦的地方，外有大國天天喊著“制造業回流”，內有“金融地產”賺快錢思維路徑的擠壓，還有無法突破的“世界均衡價格”天花板，制造業所面臨困境的本質是沒有利潤。
和戴添花一樣面臨選擇猶豫的制造業并不少。但我十分堅定地認為，在金融地產泡沫和制造業困境的兩難中必有輕重取舍，資源稟賦和14億龐大人口的消耗也決定了制造業的重要性。黨和國家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幾年過去了，只是部分不識好歹的人把這句話拿來調侃，在天量M2的現實下，還每天喊著“大放水”。
近些年，土耳其里拉貶值幅度較大，表面上看，去開工廠降低了成本，可實際上，一個國家不能維護自己貨幣價值和貨幣信用的基本穩定，并不利于經濟發展。宏觀來看，貨幣處于嚴重貶值的國家，其經濟大概率處于衰退中，貨幣信用就是國家信用和政權信用，其背后有該國強大的綜合生產力作為背書。去土耳其開工廠對于企業是不是更好的選擇，還需要結合企業實際深入研究。
不論是做玩具，還是做電子配件，基礎制造業面臨的問題大同小異。一直以來，我始終認為用“低端”、“高端”這種粗暴的產業劃分方式是有待商榷的。所謂的低端產業，也有可能用到最新的技術，養活百萬勞動力、并讓大家富裕且更持續。更好的分類應該考慮關鍵產業、非關鍵產業，戰略性產業、非戰略性產業，高研發強度產業、中低研發強度產業等。很多地方在文件和招商中提出“先進制造”的概念，一位江蘇企業家在網上無可奈何地說：“能不能讓我看一下，先進制造業的五金件是用什么設備沖壓出來的？”
九層之臺，始于壘土。疫情防治過程中，口罩變成了緊俏的戰略物資，富士康、比亞迪電子事業部等代工廠，一些服裝企業最快改變生產線生產口罩，幾層無紡布裁切成型、殺菌消毒，應該算不上科技高端和新型，但重要程度卻不言而喻。而富士康一度是“血汗工廠”的代表，甚至還被個別落后城市的人們看不起。
龐大的基礎制造業體系和產業網，不可能都站上九層之臺，卻都是那壘土。不懼危言，只信實干，愿專家們在經濟和產業領域，盡量多創新技術應用，少創造一些名詞；愿企業家們堅定信心，經濟有起伏，就如一年有四季，過了冬天， 春天就在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