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月２７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首次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值得關注的是，此次修正案草案對行賄犯罪加大了處罰力度，新增了行賄犯罪條款，修改了貪污受賄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
法學專家認為，此次對刑法中腐敗犯罪相關條款進行修改，進一步完善了懲治腐敗的相關法律規定，將腐敗犯罪的“全環節”納入懲治范圍，體現了國家打擊腐敗犯罪的決心。
擬增加“財產刑”讓行賄人“吐出”不當獲利
行賄人通過賄賂官員獲得了巨大利益，而在查處賄賂案件過程中，由于立法缺失，很難對行賄人進行經濟處罰，使其“吐出”不當獲利。
浙江溫州市一位檢察官說：“行賄、受賄犯罪的最終目的，很多情況下是為了金錢。以前我們在查處腐敗案件的過程中，往往忽視了對行賄人通過賄賂非法獲取的經濟利益進行查處。最終案件辦理的社會效果不好。因為受賄者判刑了，可獲益更大的行賄人卻仍然賺到了錢。”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在涉及對行賄犯罪的處罰條款中，多處增加了處以罰金的內容。而此前在刑法對行賄人的處罰條款中，都沒有涉及罰金。
“通過完善對腐敗犯罪財產刑的規定，使犯罪分子在受到人身處罰的同時，在經濟上也得不到好處。”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黃京平說。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曲新久認為，因為行賄、受賄大多是財產性犯罪，以前沒有設置罰金不夠合理，所以這次修法，在對單位行賄罪、介紹賄賂罪等多個罪名中都添加了罰金刑。如果能夠通過財產刑這一法律手段加大對行賄人的懲治力度，無疑將大大增加行賄犯罪的法律成本。
加強對行賄人的懲處令其難以逃脫刑罰
浙江金道律師事務所副主任王全明說，人們一般痛恨索賄受賄行為，卻認為行賄人多是“被動”一方，屬于“弱勢群體”。這種社會認知導致了一種惡性循環，形成一條衍生權力腐敗的“犯罪鏈”，使腐敗現象屢禁不絕。
“過去，刑法對行賄犯罪的處罰力度明顯輕于受賄罪，導致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重受賄、輕行賄’現象，懲治賄賂犯罪時‘一手硬、一手軟’，若不及時加以糾正，勢必不利于懲治腐敗犯罪。”王全明說。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擬將“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的規定，修改為“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檢舉揭發行為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免除處罰。”
近年來，葛蘭素史克行賄案等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讓人們看到了行賄犯罪的“主動性”以及腐蝕公權力的嚴重社會危害性。最高人民檢察院統計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檢察機關立案偵查行賄犯罪 ４３９７人，比去年同比上升３７．６％。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周光權認為，草案加大了對行賄人員的處罰力度，規定即便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也應受到處罰，對免除處罰給予了嚴格限制，這意味著有更多的行賄人將被追究法律責任。
擴大反腐范圍擬處罰“朋友圈”“身邊人”犯罪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增加規定，為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影響力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其親屬等關系密切人員行賄的犯罪。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盧勤忠認為，此次在刑法修正案中增加向關系密切人行賄，擴大了對行賄犯罪的打擊范圍，原來刑法修正案（七）中增加了關系密切人受賄罪，但是行賄方沒有相應的處罰條款，此次將其列入，體現了從嚴打擊腐敗的決心。
但在記者采訪過程中也有基層檢察官表示擔心，如果對行賄者打擊過于嚴厲，很容易讓行賄者和受賄者形成利益共同體，給查處腐敗犯罪造成困難。案發前，行賄人還會不會主動檢舉受賄犯罪？案發后，行賄人還能不能積極配合查處受賄事實？
多數被采訪專家認為，本次修法加大了對行賄犯罪的處罰力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對行賄人是一個震懾，更加有利于從源頭上減少行賄受賄犯罪的發生。
刪去對貪污受賄犯罪規定具體數額增加情節考量
周光權說：“現行的刑法是按照貪污受賄的數額來定罪，分為四個檔次來進行判罰。但這畢竟是１０多年前制定的，數額規定過死，有時難以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做到罪刑相適應。造成不少犯罪數額相差懸殊的案件，在量刑上難以拉開檔次。”
一位長期從事刑事審判的法官認為，將貪污數額標準規定為一個具體的數額，難以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導致實踐中一些依法本應入罪或者本應重判的案件，因受數額標準的限制，無法入罪或者難以重判，損害了法律權威。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刪去了對貪污受賄犯罪規定的具體數額，原則規定數額較大或者情節嚴重，數額巨大或者情節嚴重，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情節特別嚴重三種情況。
專家表示，本次修改，將剛性的數額標準修改為更有彈性的“數額＋情節”模式，將更有利于做到罪刑相當。對于具體定罪標準，可以通過司法解釋明確相應標準，使反腐敗的司法程序更加符合實際、更加科學合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