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計劃”在不斷調整，但目標越來越清晰：希望打造世界一流的學科專業研究基地，并面向全國地方高等院校開放，以此促進入選地方高校的人才引進工作，一定程度上縮小與985高校等中央部屬高校的差距。
近日，國家外專局和教育部最近聯合印發了《關于2018年度地方高校新建學科創新引智基地立項的通知》，在這個計劃實施12年之后，今年又新增25個引智基地作為建設項目予以立項。這些基地建設周期為5年，每年度支持經費不低于180萬元。在這5年的時間里，他們要做的就是引進全世界最優秀的人才，學習、融合、發展，并為我所用。
相比廣為人知的985、211，創新引智計劃從引進海外人才入手，被業內人士普遍認為是高校發展的一個重要抓手。
瞄準國際競爭力，“111計劃”意義重大
“高等學校學科創新引智計劃”被稱為“111計劃”，旨在推進中國高等學校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進程。最早的提法是，從世界范圍排名前100位的著名大學及研究機構的優勢學科隊伍中，引進、會聚1000余名優秀人才，形成高水平的研究隊伍，建設100個左右世界一流的學科創新引智基地。正因為如此，它被稱為“111計劃”。
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吳帥在接受科技日報采訪時表示，“111計劃”從2006年起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外國專家局聯合實施，一直都瞄準國際學科發展前沿，圍繞國家目標，以國家重點學科為基礎，引進外國人才和智力服務國家。通過引智帶動國內學科發展和人才培養，這對于我國科研水平的提升、教育水平的提高都具有重大意義。
在她看來，把人才強國和教育、科技人才培養三個板塊結合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閉環，是這個計劃最大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111基地”以學科創新引智基地建設項目的形式實施，按照“統籌規劃、服務需求、科教融合、擇優建設、動態管理”的原則進行。
歷年評選的“111基地”，目標均為創造具有國際影響的科技成果，提升學科的國際競爭力，提高中國高等院校的整體水平和國際地位，推進我國高等學校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進程。
方向一直在調整，今年又有新動向
根據官方文件的規定，每一個“111計劃”引智基地5年獲得的經費不少于900萬元。2006年，項目剛開始實施的時候，“111計劃”的遴選范圍為教育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民委、國務院僑辦、中科院等所屬“211工程”和“985工程”的中央部屬高校。
但是這一遴選政策在2016年經歷過一次重大調整。當年首次面向高等院校開放，共有15所地方高校入選。2017年共有21所地方高校入選“111計劃”。2018年的動作更大，共有25所地方高校入選“111計劃”。
吳帥表示，從入選名單來看，今年入選的高�；径际菍嵙妱诺氖僦攸c大學。其中，一流大學建設高校2所，一流學科建設高校9所，以及其他地方重點高校14所。
今年的另一特點是入選的人文社科領域的入選者明顯增多。
從數據的變化可以清晰地看出“111計劃”在不斷調整，但目標越來越清晰：希望打造世界一流的學科專業研究基地，并面向全國地方高等院校開放。以此促進入選地方高校的人才引進工作，一定程度上縮小與985高校等中央部屬高校的差距。
吳帥在采訪中也強調，“111計劃”十幾年來一直在與時俱進。2016年和2018年都有較大程度的調整。以今年新出的《通知》來說，可以解讀為將進一步聚焦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科技創新任務、學科發展前沿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凝煉并落實研究任務。要不斷完善基地管理和運行機制，統籌外國專家團隊來華期間的教學科研工作和訪問交流活動，發揮外國人才在學科創新中的獨特作用。
她認為，這一切與國家發展過程中的需求是密不可分的。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強調要著力解決國家重大項目和重大需求，要努力推進原始創新，所以“111計劃”在今年也作出了相應的調整。其中明確可見的有，技術類、基礎研究類的項目都選取了目前比較前沿的議題，還選取了高端裝備等項目，都是我國目前重點發展、亟待攻關的方向。
探索體制創新，期待走出第三種道路
實際上，專家們對“111計劃”有許多重要的期許。吳帥表示，“111計劃”通過結合海內外優秀人才、夯實基礎研發能力，是一個很好的模式。特別是隨著最近這些年的不斷調整，引智的廣度和深度有了很大的變化和提升，今年批準的“111基地”在數量上為歷年最高，且覆蓋了7個人文社科領域的項目，充分說明國家在科教融合和引進外國人才上的決心和力度。
但值得一提的是，經過12年的發展，“111計劃”在實施過程中也存在不少的問題。元培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洪文表示，國外的高校和科研管理體制與我國存在不小的差異，外國優秀人才的想法和工作方式與我國的教師和科學家也存在鴻溝，雙方在合作過程中如何求同存異、互相適應協調是不少基地面臨的問題。在下一步的發展中，如何更好地解決這些問題是“111計劃”最終能否成功的關鍵。
吳帥也表示，對外國人才管理角度，以及管理自主權的界定都還可以有進一步的嘗試。她說，國內外的科研管理體制差別很大——里面涉及兩部分人群，外國專家和國內學科團隊之間的合作問題。在她看來，我們急需的是合作機制和兩種制度之間的融合，走出第三條道路。這條道路既不同于國外的體制，也不同于國內的科研管理體制，而是建構具有中國特色適合國內外人才團隊的管理機制，這一點對于“111計劃”最終的發展，以及科教融合的新方向都具有重要意義，說不定這第三條道路的探索對我國科研管理體制的發展也能產生積極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