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于2016年10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舉行，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公報》充分肯定了黨的十八大以來從嚴治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時強調全面從嚴管黨治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嚴起。
黨的十八大后，黨中央將“全面從嚴治黨”提升到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高度來謀劃，可見黨中央對管黨治黨，搞好黨的自身建設的高度重視，也讓我們認識到從嚴治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面對高壓反腐態勢，部分黨員干部出現一些錯誤思想，認為“只要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人民群眾過上幸福生活就可以了，這也正是我們黨宗旨意識的體現。管得過嚴、統得過死反而不利于放開手腳，管黨治黨過嚴沒有必要。而且，從政治生活嚴起似乎沒有實質性的意義”對于這種想法，可以說是本末倒置，甚至是極度危險的，完全沒有理順黨和國家以及社會建設的關系，也沒有真正理解“政治”二字根本性和重要性。
《中國共產黨章程》是我們黨內的根本大法，《黨章》中對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做了最具權威的定義，“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如果將中國的發展比作一艘航行的巨輪，那么中國共產黨就是我們國家各項社會事業得以推進的大腦和發動機，“核心意識”就是在給我們講述這個道理。從嚴治黨是我們黨在不斷進行自我革命、自我凈化，目的就是為了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充分發揮黨的核心作用，從而推動全黨全國各項事業的順利發展。如果治黨不嚴、管黨不力，我們是很難在自我革命中實現自我發展，很難引領中國的發展。同時，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擁有近8800萬黨員的政黨，每個黨員都必須履行自身義務，積極發揮模范先鋒作用，《黨章》這部黨內根本大法是面向全體黨員的，這就決定了“從嚴治黨”必須要體現全面性，必須面向全體黨員，實現管黨治黨的整體推進。
從嚴治黨，為什么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對于這個問題，我們還是必須從《黨章》中去追根溯源。《黨章》對中國共產黨性質的定義，后一句這樣寫道，“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我們黨之所以區別于其他政黨和社會團體，就在于我們的宗旨和信念的獨有性，這就是我們黨內要講該講的政治。那么，政治生活真的就如部分人所想沒有實質性嗎？我想，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們需要做一個假設，假如不講政治，我們的黨會成為一個什么樣的黨，我們黨員又會成為一個什么樣的黨員？最新一期《求是》雜志上刊發了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同志的署名文章《全面從嚴治黨厚植黨執政的政治基礎》，文章中有這么一段話，“更為嚴重的是，甚至還有人為實現政治野心妄圖攫取黨和國家權力，搞分裂黨的圖謀活動，嚴重威脅國家政治安全。十八屆中共中央嚴肅查處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等嚴重違紀違法案件，清除了黨內‘陰謀家’、‘野心家’；嚴肅查處湖南衡陽破壞選舉案、四川南充和遼寧拉票賄選案，捍衛了黨和國家政治制度，黨內政治生活呈現出新氣象。”而在今年1月份的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王岐山同志是這樣表述的，“黨中央嚴肅查處周永康、令計劃違紀違法案件，消除了黨內重大政治隱患，彰顯了全面從嚴治黨的堅定決心。把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擺在首位，堅決查處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相互滲透，拉幫結派、搞利益交換，對抗組織、欺瞞組織等問題。”從“黨內重大政治隱患”到“‘陰謀家’、‘野心家’”，這個表述的措辭明顯變重，充分體現了問題的嚴重性。這些當初手握重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因為喪失了理想和信念，便將手中的權力當作牟取私利的工具，并且逐漸變成了搞黨內分裂、攫取黨和國家權力的武器。正是因為政治意識的喪失，使他們從黨和國家之中流砥柱變成了“‘陰謀家’、‘野心家’”，給黨和國家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損失，嚴重威脅到了黨和國家的政治安全。那么，喪失了理想信念，淡化了政治意識的普通黨員，又會造成什么樣的嚴重后果？面對不斷嚴格規范的黨內管理，有極少數黨員甚至直呼“要讓我交黨費，我就退黨”。《黨章》規定，“年滿十八歲的中國工人、農民、軍人、知識分子和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愿意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并在其中積極工作、執行黨的決議和按期交納黨費的，可以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是我們作為中共黨員的最基本的條件。如果連交黨費都要打折扣，面對黨的管理都要抗拒，這難道不是違反黨內根本大法—《黨章》的行為，違反喪失理想信念、不講政治的行為嗎？試想，如果這樣的極少數變成了大多數甚至是全部，我們的黨又該怎樣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又怎能引領中國的發展，又怎能實現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
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而且要從政治生活嚴起，我們必須首先去細讀精思《黨章》，從中去尋找理論根源。同時，必須把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挺在從嚴管黨治黨的最前面，必須把“講政治，有信念”作為一名合格黨員的首要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