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禎祥
一到冬天，山和水都黑瘦下來。特別到了年關，溝溝縫縫積著雪，一陣風吹，陰冷凜冽。我和父親推著架子車，到窯坪河沿岸的山里去剁柴。窯坪河小，兩岸的山也收得緊，一個灣又一個灣，拐兩個小時，就到了青崗坪、張家莊。跟在西河邊剁柴不同，我們揀干柴、挖樹根。響干的樹根，用斧頭敲、砸、剁，從土里刨出來，最終成為柴火。在藥木院，每年大家都會去山上挖干掉的樹根，這樣既不破壞樹們的生長，又可以攢下過年的好柴。樹根堅實，耐燒，煨火燒罐罐茶，放在炕眼門上，烤火熬清茶，都好。
年三十晚上，要把最大的樹根架在火爐子里，一直著到天亮，燒的疙瘩越大、時間越長，新年里喂的豬就越大，糧食越豐收。下午兩三點，我們裝滿一車干柴樹根，從口袋里拿出米花糖、江米條，有時候還有兩個蘋果，吃完回家。米花糖粘牙，江米條脆，但都很甜香。這是只有過年才有的好吃喝。
除過米花糖、江米條，過年的好吃喝都要母親做。藥木院家家都是這樣，從殺豬開始，女主人們就開始忙。用時髦的話說，她們要倒排工期，搶趕進度。比如我媽，臘月二十三以后，就要給自己排班，今天做魔芋，明天做豆腐，后天煮肉，再后天蒸饃、蒸包子。這些吃喝，過年時大家要吃，坐娘家、走親戚也必不可少。那時我們農村過年走親戚，仍然還在送點了紅的花饃、包子；關系近的，拿一塊自家做的魔芋、豆腐，讓親人嘗一嘗手藝，這是拜節的意義和滋味。那段時間，媽在廚房里忙，我們小孩子就在村子里瘋跑。有了炒花花的人，就提了半籠子柴火與苞谷去，家庭情況好點的，還要拿一點白糖或者糖精，拌在里面。炒花花的人，把一個紡錘形、烏黑的機子，架在火上，邊拉風箱邊轉機子，讓機子均勻受熱。到了時間，我們都躲開，他把機子頭扣在口袋里，嘭的一聲，推開蓋子，一口袋爆米花就白亮亮地炸開在我們面前。
這是20世紀90年代初的事情。那時候大爸、二爸他們都回來過年。他們一回來，上面那個家里，就人來人往，熱鬧得緊。我不愛說話，但也喜歡熱鬧，哪里人多，就往哪兒湊。我喜歡看鄉鄰們和爺爺、大爸他們坐在火盆邊上喝酒，我還沒有到喝酒的年齡，但是看著有趣，還可以聽他們談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比如工作上的新鮮事，我從沒去過的一些地方。臘月三十，要看爺爺他們寫春聯。一張紅紙，寬一裁三，窄就一裁四，用面糊接起來。一支毛筆，在爺爺的手里，轉換騰挪，瞬間變出好看的大字來。這對我是很大的刺激。終于有一天，我向一頭豬走去，從它的脊梁上往下扯豬毛。豬哼哼著走開，我緊追不舍。拔夠了豬毛，再從掃把上抽一根竹子，用鐮刀削半天，才弄了一節竹筒，把豬毛栽進去，就成了毛筆。然后從燒水壺和鍋底鏟下來一捧煤灰，裝進空墨水瓶子，摻上水攪和攪和，在石板上和墻壁上，學著門上的春聯練書法。
我在做這些的時候，偶爾也去廚房里看看，媽媽一直是一個人站在案板前，在包包子或者包餃子。因為沒有人幫她，往往要到天黑實了，才能干完。煤油燈在邊上一晃一晃地搖，顯露出母親瘦削的身影。后來村里有了電，煤油燈就變成了房梁上一顆昏黃的白熾燈泡，沒有變的是母親孤單的影子。我不知道，那些年一個人在廚房里干活的母親，心里都想些什么。最有可能的是，她啥都沒有想，只是急著盡量多做些好吃的，讓我們三兄妹過個好年。那時候的菜，簡單，家常，但豬頭肉是豬頭肉，雞湯是雞湯，就算是炒一盤洋芋絲絲，也滿溢著擋不住的香。那時候我們都盼著過年，穿新衣服，吃好吃喝。后來我想，可能父母最害怕過年。對于一個貧困的家庭來說，這些都意味著一種煎熬，一種負擔。
到我們長大一些的時候，兄妹仨都學會了包餃子。母親搟的餃子皮，是梯形，好包，出來是一個金元寶。大年初一早上，我們睡夠了懶覺，起來喝完罐罐茶，就一溜兒站在案板前，和母親一起包餃子。每次，都要往餃子里面包一個分分錢，誰吃到誰今年就有福氣。在撈餃子的時候，我媽就會詳細辨認，把最有可能包有分分錢的餃子，撈到我們兄妹吃的碗里。所以我想，我們如果有點小福氣，那都是我媽把她和爸的，讓給我們了。有人說，子女的福氣就是父母的福氣。可是這種一大家人團在一起包餃子的年，并沒有過幾次。小的時候我們小，等到長大成人，工作的工作，嫁人的嫁人，回家過年的時間就更少了。古人說，五十知天命。父母是早都過了五十的人，他們不在乎天命，只是認命。從時光的流逝上來講，他們更應該害怕過年，因為一年又一年，催白的是他們的頭發，年關的風雪，呼嘯成他們逐漸衰老的軀體。他們反而愿意過起年來，甚至盼望著過年。過年了，兒女們才會乖乖地回家待上幾天。即使天天過酒席般吃喝，一身疲憊的他們，也還是滿心歡喜。
現在很多人過年，喜歡趕時髦出門旅行。我固執地認為，過年就得回家，就得跟父母老人待在一起，這是年的精髓。它最大的意義，是讓長期經歷身心漂泊的中國人，有機會回頭看看來路，觸摸自己的根系。因此，我喜歡在年節里，做一些富有儀式感的事情。許多年來，三十這一天，我的主要任務就是貼春聯，掛燈籠，然后在打掃干凈、擦拭一新的茶幾、桌子上，擺上瓜子、花生、水果、糖。然后靜靜地讀一本書，最好是歷史，或者詩詞。中午飯后，我便轉到村里的商店門上，去置辦由我負責的年貨：香、蠟、紙、炮，有時候買一張毛主席像。香蠟紙要雙份的，老墳一份，桑林墳一份；鞭炮要四份，門上兩份，墳上兩份。我這樣做時，心里有一種感覺，我們有兩處家園，一處是這個叫做藥木院的村莊，一處是兩座墳園，只不過墳園里住著去世的親人而已，其他的沒有什么分別。回家之后，我把麻紙用鐮刀一裁四，疊在一起，用百元人民幣印了，將它們一一分好。等到四點多，和親房兄弟們浩浩蕩蕩往桑林墳去。年夜飯前，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喂牛。先提一大桶溫水到牛圈里，讓它喝好。然后倒滿滿一槽的干麥草或者苞谷殼子，淋上鹽水。鹽是百味之王，人喜歡，牛也喜歡。因此，三十下午給草淋點鹽水，讓牛也過個好年，就算是對它這一年辛苦勞作的微薄酬謝了。
初一早上喝完茶，要去幾家屋里拜年。我每年必去的是二爺和碎爺那。碎是略陽的方言，意為小，或者最小。二爺當時住在我們四房那的上院，我們家屬于下院，中間只隔了一院房，所以先去二爺家。由于家族人口擴充，碎爺這一大家已經從下莊搬到上莊，住到寺坪上了。因此，往往到我去時，已經時近中午。等我坐下跟碎爺推杯換盞諞上幾句，碎婆就把熱騰騰的餃子端上來了。論起交往與感情，我卻跟二爺更近些。因為住得近，從小他帶我放牛、背柴、講古今，后來我出門念書、上班了，他壽數也慢慢增高，不能上坡下地了。我見他的機會，最終竟然就只有過年那一點點時間。不論是二爺，還是碎爺，我去之后，都是先將火盆撥亮，然后用一個缸子，或者小瓷壺，煨上半斤苞谷酒，拿兩個大杯子，兩個人坐著，邊諞邊喝。煨熱的白酒，有沖勁，暖身。兩個地方喝過，我就暈暈乎乎了，然而這才是過年。現在我沒有地方拜年了，二爺和碎爺、碎婆相繼離世，使我的大年初一，變得一片空白！再喝不上那抖抖索索枯瘦的手，遞給我杯沿上粘了柴灰的熱苞谷酒，再吃不上碎婆端給我的餃子了。當我因為無事可做，躺在床上睡懶覺時，分明感覺到某種東西正在漸行漸遠，而某些東西，正在逐漸逼近。
這兩年，藥木院的人開始懷舊，把十幾年沒有耍過的社火撿了起來。到了臘月二十八九，村里就響起鑼鼓聲，采蓮船，耍獅子，唱眉戶，跳秧歌，年輕人也參與進來，演幾個時興的節目。每年我都說去看看，臨到頭，卻膽怯了。也許是“近鄉情更怯”吧，我不知道。但是我們一起長大的，以及比我們還小的一茬茬人，都冒了出來，而且都已經成家立室，打工的打工，做老板的做老板。春節期間，兄弟們隨便一叫，就是一大桌人，上幾個涼菜，就乒乒乓乓地喝了起來。這種熱鬧，持續到初三四以后，逐漸沉寂下來。當你走在堆滿鞭炮碎屑的巷堂里，碰到一個長輩，問及某個兄弟時，得到的回答總是走了。走了，去上海了，去廣州了，去重慶了，去西寧了！藥木院重又蕭條下來，開始等待下一個春節。
